“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的“重大创新性论断”，充分表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反映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土壤之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逻辑。
一、党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是“重大创新性论断”得以确立的历史根据
一种思想文化传播到一个新的民族或地区中，要为该民族或地区的人民所接受并发展，就必须与其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这是文化传播的本土化规律。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如何更好地在世界各民族间不断发展传播提出的客观要求，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这个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期探索过程中，存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等错误倾向。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深刻论述，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而民族形式显然蕴含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中。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蕴。它既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创新发展的逻辑遵循。
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不仅高度重视对中国现实国情及其特点的深入理解，而且特别注重对中华文化及中国精神的深刻认识，并使之成为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至新的高度，而且强调“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这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创新性论断”确立了历史根据。
二、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传承弘扬，是“重大创新性论断”得以确立的历史铺垫
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化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中华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与这一文化思想相呼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形成了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既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特色。它展现出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最终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如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入思考，先后提出繁荣文艺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发展科学要“百家争鸣”，把“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战略考量。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焕发出蓬勃生机”，先后形成“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鲜明的时代精神标识，为当时经济生活相对贫困的人民群众提供了充沛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一不是从宏观视野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创新和应用。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等中国精神，并首次明确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后又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
三、新时代党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创新升华，是“重大创新性论断”得以确立的历史必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始终坚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大力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并根据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升华，由此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受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充分滋养，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既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化，又以中华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确立了历史必然。
一是首次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命题。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先后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和党的十九大报告。这充分表明其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导思想的内蕴旨趣”，成为“我们正确处理当前和今后文化建设大是大非问题、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逻辑基点”。
二是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精神”这一概念，并凝练阐述其核心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他还从中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精神”进行了创新拓展，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新时代，我们必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百年历程与经验研究（1921—2021）”（20&ZD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