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要命题。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强调了“自我革命”，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厘清“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内涵及其与“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有助于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重要命题，在实践上更加深入地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内涵
“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要命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逐步提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一词最早被用于描述全面深化改革。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号召全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正式将“自我革命”这一概念运用到了党建领域。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系统地阐释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内涵。2022年1月，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正式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并就党在新征程上进一步深入推进自我革命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主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这一目标的确立，为新时代党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不竭动力。关于主要对象，习近平总书记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例如，从时间角度出发，提出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等长期的、复杂的问题，以及“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紧迫问题；从党的自身特点出发，提出“大党独有难题”；从党的建设的不同层次出发，提出党内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和管党治党不力等问题。这是“党的自我革命”所针对的主要问题。关于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其主体只能是自己。关于基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四个自我”是党的自我革命所要经历的四个重要环节，形成了党依靠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是自我革命的基本路径。关于精神气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精神”。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是实践行动，更是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就是自我革命精神。
“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将自己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切入点，自觉地、持续地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
“党的自我革命”与“党的建设”
“党的自我革命”和“党的建设”均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阐述自身建设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概念，二者的思想内涵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比如“党的自我革命”和“党的建设”的主要目标都是建设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行动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总体布局都涵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战略方针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等。
二者在思想内涵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思想基点、概念范围、基本逻辑和精神意蕴这四个方面。
从思想基点来看，“党的建设”以“立”为思想基点，强调向着某个目标的正向引导和建设。“自我革命”则以“破”为思想基点，强调向着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相较于“党的建设”，“自我革命”以“破”为思想基点，强调发现问题、正视问题、找准问题、解决问题，更加突出了问题导向和以“破”切入。
从概念范围来看，在党的话语体系中，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例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中，即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中，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均被视为不同的内容而分别加以论述。“党的自我革命”则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整合起来，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其中，党的建设是“自我革命”的出发点，“自我革命”首先从党的建设领域中的严重问题和顽瘴痼疾入手，围绕解决问题而展开一系列活动。党的领导是“自我革命”的落脚点，党开展自我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巩固自身的长期执政地位，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相较于“党的建设”，“自我革命”具有更丰富的思想含义，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自身建设的鲜明特点。
从基本逻辑来看，党的建设主要强调横向布局，即包括各项具体工作在内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而一般不强调纵向程序问题。相比之下，“党的自我革命”则在以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横向布局的基础上，增加了由“破”到“立”的程序环节，即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纵向程序，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党的建设的逻辑构成。并且，党的建设主要关注总体布局中各项工作之间的内部关系，强调各个部分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层次区分的任务分工，如党的政治建设是统领、思想建设是基础性建设等。相比于“党的建设”，“四个自我”赋予了“党的自我革命”以鲜明的程序逻辑，充分体现出“破立结合”“破中有立”的显著特点和逐步上升的动态特征。
从精神意蕴来看，“党的建设”一般不直接指代某种精神。虽然党在自身建设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重要精神，但我们一般不会使用“党的建设精神”这个概念。而“自我革命”则直接指向“自我革命精神”，实现了实践和精神的高度统一。因此，相比“党的建设”，“自我革命”更加鲜明地指向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精神品质。
相比“党的建设”，“自我革命”这一概念具备了更突出的问题导向、更丰富的思想内涵、更鲜明的动态特征、更强烈的精神力量，能更好地揭示出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和形成的管党治党的鲜活经验。
“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
作为新时代形成的两个新概念，“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实践维度上看，“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展现了新时代党开展自我革命的鲜明特色和时代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在这一维度，“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对象、主体、路径和总体布局都是一样的，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凸显出“党的自我革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辟出的新境界。
从历史维度和理论维度来看，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历史维度来看，“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长期性的特点，纵贯百年党史始终。相比之下，“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在新时代中逐步形成的，仅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建设的探索。“党的自我革命”比“全面从严治党”时间范围长。从理论维度来看，“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自身建设问题的具有总命题性质的问题。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党的自我革命”和“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从理论上加以论述。例如，在党的十九大上，他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又如，2022年1月，他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详细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并将“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方针。
正是因为“党的自我革命”具备了与“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不同的思想内涵，党的二十大才会突出强调“自我革命”问题，并用“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来概括新时代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取得的理论成就。
“党的自我革命”的提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其一，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发展史上提出并阐释“自我革命”这个重要概念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概念的提出，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其二，创造性阐明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这一执政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答案的基础上，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这个答案深刻总结了百年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的重要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找到了一条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其三，形成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提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党的自我革命”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表述。例如，创造性提出“党的初心使命”，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关键问题，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宗旨的认识；提出“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领导问题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加以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明确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战略方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并阐释了自我革命精神，为新时代的强党之路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财富等。这些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还为世界各国执政党应对执政考验提供了重要参照。世界各国执政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面临着执政党自我约束这一世界性难题。以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曾经尝试从执政党的自我约束入手，探索解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长期执政问题。很遗憾，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没能找到一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我约束的成功道路。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主流政治学理论则武断地否定了执政党自我约束的可能性，强调政党的相互制约，偏执地认为一个政党只能通过另一个政党来约束。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之前，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非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执政党自我约束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有效破解了执政党自我约束的世界性难题，既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结合本国实际开展自身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又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我约束问题的质疑，为非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展政党治理、应对执政考验提供了重要参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主题研究”（21&ZD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